佛 隐 寺

佛隐寺是一处隐藏于西彩石西南深山龙洞之内的佛教寺院。由于佛寺依托龙洞入口高大宽广的洞窟而建，寺以洞为殿，殿内设禅台供佛像，佛堂和佛像均隐匿于洞中，故名佛隐寺。这一建殿模式非常类似于庐山上的道家洞天福地仙人洞。佛隐寺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不仅整所寺院隐藏在洞窟之中，就连寺名也大隐于世数个世纪。自金大定年间被尚书礼部正名敕封后，佛隐寺这所不知创建于何年何代的济南地区早期寺院便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甚至连明清两朝官修的地方志如《济南府志》、《章丘县志》、《历城县志》也无记载，而附近的大圣院、灵鹫寺、塘豆寺等大小寺院却均收入了史志。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城县编纂新版《历城县志》，才将“东龙洞佛隐寺”纳入并简要予以记载。

要解佛隐寺之谜，现存唯一史料是嵌于龙洞入口东侧内壁上方的一通石碑。石碑刻记的是金大定年间朝廷敕赐佛隐寺“尚书礼部牒”全文，即由大金国中央政府礼部颁发给佛隐寺的官方文书。由于碑文部分内容漫漶不清，会其大意是：“尚书礼部牒，某某地某某人状告，某处有东龙洞十方禅院，住持僧某某乞申领寺院名额，已如数纳讫合着钱数，经勘会议，给判空名寺额一道。乞书名佛隐寺，给赐者”等语。之下是三行礼部牒文格式批语：牒奉；敕可赐佛隐寺，牒至准；敕故牒。之下又为礼部官员落款签押，其中有“中宪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侍郎、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长形签章）”。最后是刻碑时间及立碑人，“大定十六年正月初八，贾顺利”等等。该石碑为小型方碑，嵌于东内壁靠近顶端的上部，因字迹较小再加上风剥雨蚀碑面蒙尘，旧时人们游洞多未予注意。另外，在该碑以南靠近洞口的东内壁上，疑似有与该牒文相同内容的大字摩崖石刻一处，大字字径约有20厘米。由于石崖年久风化坍塌，摩崖石刻牒文的正文已垮塌无存，仅剩礼部官员签押落款的内容，其中“中宪大夫员行外郎李”一列又被洞门墙壁所遮盖，故尚余“宣威将军郎中耶律”一列，其他则漫漶不清。石碑与摩崖石刻两者相较，估计方碑在先，摩崖石刻在后。主要依据是方碑保存了礼部牒文的原文制式，且其中的“尚书礼部牒、牒奉、敕可赐、牒至准、敕故牒”等手书笔迹以及礼部和官员的签章，均临摹自牒文原迹。可能是后人因方碑字小且嵌于洞壁上方不宜读认，又原样放大摩崖刻在了洞口处的崖壁上。

“尚书礼部牒”是朝廷颁给寺观的正式命名或更名的批文，相当于现在政府宗教事物管理部门给寺院、教堂、庙宇等发放的命名、更名等批复认可文件。一般情况下，古代寺观名额由僧俗道众向朝廷提出申请并经有关部门的勘验议定后即可颁发敕牒，不需缴纳“合着钱”（买寺名的费用）。至于金代，连年对宋用兵致使“府库空虚”，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筹措兵饷，金统治者除了加重平民赋税横征暴敛外，又采取官卖度牒和寺观名额等方式，把聚敛之手伸向寺观僧众，凡世间原无名额、新创建或更名的寺观，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合着钱”方可获得名额，史称“投状纳缗”。“投状纳缗”盛于金世宗大定初年，但到金末的卫绍王崇庆年间（1212年—1213年）仍在实行，可见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一直盛行此法。济南周边地区于北宋灭亡之后的建炎四年（1130年）陷于伪齐，绍兴七年（1137年）伪齐亡，金据山东。金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济南一带正处于金朝统治之下。佛隐寺应该是此一时期，住持僧人为获得寺院名额和将寺院名称由“十方禅院”改为“佛隐寺”，而纳缗投状获“尚书礼部牒”。时，签署牒文的礼部官员为“中宪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侍郎、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按照金代官制，礼部设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主事二员，从七品（《金史·百官一》）。从佛隐寺牒礼部官员的签章看，当时礼部主要官员尚书、郎中、员外郎均有签押，但独缺侍郎。估计当时侍郎一职缺额，但在格式文件中却空留了侍郎职务，故而刻碑者照搬牒文刻上了“侍郎“二字”。其时的礼部员外郎姓李，虚衔“中宪大夫”，金代的中宪大夫属正五品官员，实职的礼部员外郎却是从六品，以高品级职衔兼任低职级职务曰“行”，故称“行员外郎”。礼部郎中是一虚衔为宣威将军姓耶律的少数民族官员，宣威将军在金属正五品，担任郎中职级相当。以上李员外郎和耶律郎中，名讳正史无载，生平事迹无考。礼部主官“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则《金史》有传。王尚书名王竞，“字无竞，彰德人。年十七以廕补官，宋宣和中任屯留主簿”。入金，“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转固安令，皇统初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二年迁尚书礼部员外郎。海陵王当政时，因直谏朝政先“事下礼部”，又“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又“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擢礼部尚书”。看来，王竞是在金海陵王中后期累官至礼部尚书之职。世宗朝前期其职务有变，但《金史》无载，至“大定二年春，……诏复为礼部尚书。是岁，奉迁睿宗山陵，仪注不应典礼，竞削官两阶。诏……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大定四年，卒官。”从礼部牒文中王竞签章看，“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是他在大定二年至四年卒官前这一阶段的职衔。故，佛隐寺之尚书礼部牒颁发的确切时间，应该是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至四年（1164年）期间。至于佛隐寺碑所载“大定十六年正月初八，贾顺利”之字样，则是牒文碑的刻立时间及立碑善人的名字。贾顺利大概是佛隐寺周边村庄的一位善男，或是与佛家结有善缘，或是来佛前还愿，于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初八立了这通石碑。也正是由于这通石碑，给后人研究佛隐寺历史留下了重要佐证。

佛隐寺大正初年更名之前曰“十方禅院”。至于十方禅院建于何时则无记载，但至少应建于金之前的北宋时期，因为该寺院在取得金朝的尚书礼部牒之前已经存续了一段时间，且有僧人住持。研究佛隐寺周边地区的佛教寺院发展历史，西彩石湮灭已久的普救寺建于南北朝，但建寺不久即废弃，大圣院建于唐贞观初年。另外邢村的灵鹫寺建于唐初，伙路淌豆寺建于唐开元间。在彩石、港沟一带，十方禅院的名气和影像远不及上述几所规模较大的寺院，估计其历史亦不会早于上述寺院。更重要的是十方禅院地处深山峻岭地域狭窄的山沟之内，交通极为不便且乏水源，加之周边村庄稀少，游人香客鲜至，囿于地理环境限制亦不具备形成大寺院的条件。大致判断，十方禅院早期源于周边民众及远方游客游龙洞时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人们在洞口雕塑神像或石刻牌位予以供奉，游洞之前焚香叩头祷告一番，以求行程安全。最初供奉的神位也不一定与佛家有关，后来随佛教影像扩大，僧人来此主持并改建为小型寺院，取名“十方禅院”，大致有佛门广开接纳十方信众之意。十方禅院建寺年代应该在晚唐、五代或北宋时期，具体年代待考。到了金代，十方禅院已经是一所有僧人住持，具有投状纳缗实力，并经礼部官员派员堪会核实后敕赐寺名的颇具规模寺院了。至于有人认为佛隐寺开寺于北魏时期，但无任何史料佐证。佛隐寺内虽然有数尊石刻佛像，但这些佛像与北魏时期盛行的开窟深浮雕模式的佛教造像艺术相去深远，也不具备盛唐时期佛教造像圆润丰腴的风格，应该是唐代以后的石刻。需要说明的是，龙洞佛隐寺内凡古代遗存的石刻佛像均遭受过破坏，佛首无存，只余脖颈以下的躯干部分。现在龙洞内的佛像都是开发者用水泥制作的假古董，不知残存的几尊有文物价值的古佛像被弃之何处！

佛隐寺应该于金代尚书礼部敕牒后有一个快速发展期，疑似此时新造数尊石刻供养佛像，新整修了佛堂大殿，并将礼部牒文镌碑嵌于石壁之上，善男信女进香随喜接踵而至，整个寺院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佛隐寺的兴盛期大约持续金元两朝延至元末。元末明初战乱不断，瘟疫盛行，山东地区人民大规模逃亡或死亡，许多繁华集镇和村庄沦为荒野，明朝建政后不得不从山西和河北移民填山东。佛隐寺虽隐于山野，但亦难避尘世之乱，随着战乱和香客的流失而逐渐衰微，明代以后再也没有重现旧时的繁荣和辉煌，以至于明清两朝章历两县数次修志亦未将其载入。可惜佛隐寺遗存下来的碑刻史料太少，仅有的少数文化遗存也被后人破坏掉了。据清乾隆年间章丘举人韩振纲《游龙洞记》载，龙洞入口处“壁上楷书数行，皆宋人题名，不见风日刻划如新。”亦或宋时十方禅院已开寺，韩举人所见或为关于寺院的题咏或善人题名。又云“行一二里，……低处横亘一桥，其上有神像及明人题名小碑在焉。”可惜这些珍贵的宋人题名和明人题名小碑清末均不复见。民国初年，章丘县又在大殿佛堂之侧立一纪事石碑，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原碑尚存，后来也觅无踪影。随着这些承载佛隐寺历史信息的重要碑刻、刻石的消失，要厘清寺院的发展历史已经非困难了。清乾隆年间，佛隐寺尚有住持僧人，韩振纲游龙洞时寺僧曾作向导，并向他讲述了“昔洞内莲盆有石藕三节，邑侯某凿去其一”之事。至清末民初，佛隐寺佛殿废圮，僧人流失，建寺历史达千年之久的这所隐于洞中的寺院彻底从人世间隐去了。